弋阳县志

①十卷，清陶耀纂修。陶耀，浙江秀水(今属嘉兴县)人，拔贡出身，康熙年间任弋阳知县。其县志，在明代有万历、崇祯二志，后未再修，至清康熙年间，陶耀开局续修县志时，崇祯志仅搜觅到一本，但篇章虫蚀，字已不可辨认，崇祯以后史实，更成断档。经旁征博访，竭力搜求，或得之老绅传闻，或得之里甲申报，或起自荒草中之残碑断简，或获自故家遗族之献，相互考证、参订，历经三月，至康熙十二年(1673)书成付刊。卷一舆图志，卷二疆域志，卷三建置志，卷四官师志，卷五农政志，卷六赋役志，卷七选举志，卷八人物志，卷九杂志，卷十艺文志。此志虽极简略，而考据精核，决非俗史所可比。且弋阳水旱频生，至康熙初年，城内尚十室九空，其时穷于应付返回难民之安置，何能问及修志。陶耀仅费时三月即成书，以应史馆之求，其事诚难，其用心可谓良苦。② 八卷，谭瑄等纂修。谭瑄，浙江嘉兴人(职官表著称西平人，系其南宋时之祖籍)，举人出身，康熙年间任弋阳知县。此志为谭瑄奉檄续修，经数月纂辑，至康熙二十二年(1683)书成付刊。此志载述颇显简略，门类亦未完备，且以祥异附于舆图志，学校附于建置制，兵防附于官师志，更有不妥。此志考证精审，其人物志首记名臣，次载宦业，其人物悉从旧志，惟遇误谬之处，皆据典籍加以改正，并标明出典。此志所载各门，多有宜详反略，而艺文，则又搜辑过滥。③ 十四卷，首一卷，清陈乔枞等纂修。陈乔枞，福建侯官(今闽侯县)举人，大挑一等，道光二十四年(1844)恩科江西乡试同考试官，道光二十八年(1848)任弋阳知县。《弋阳县志》咸丰元年(1851)刻印。总纲分为：天文志、地理志，建置志，赋役志，学校志，武备志，秩官志，名宦志，选举志，人物志，列女志，方外志，艺文志，杂记志。此志不仅载述简略，且疏于考证。其地理志之疆域，仅寥寥数行，连邻境毗连位置都记述不清，令人莫辨县界。志中人物，有不少系汝南郡人物事实，未经考证，迳行收入卷内。惟旧志艺文多无关本邑故实，此志悉行删除。旧志每门小序，多有概括，此志则仿《康对山武功志》例，不赘一词，尚称简洁。其地理志中物产云：“弋产与他邑相仿，无甚佳者，惟稻米较胜他邑，然大半由贵溪北乡来者，弋特为所聚耳。”不贪他县之产，以为己产，可见所载当极翔实。④ 十四卷，首一卷，清俞致中等修，任炳熊等纂。俞致中，顺天宛平县(今北京市丰台区)举人，同治年间官弋阳知县。《弋阳县志》同治十年(1871)刻印。此志遵省颁通志条例，分为十门，而子目较旧志略有增减。其地理志之疆域、沿革，皆优于前志。其武备志，自咸丰五年(1856)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，两次陷城，波及各乡，至同治四年(1865)才完全平定，其过程记载甚详，故兵事之续辑，较历来各志多出数倍。户口所记，亦较前详实，系因战乱之后，抚檄编查保甲，发给门牌，按季呈送，故户口之调查，已不似前此之敷衍公令。艺文志分书目、文征，亦较前志为胜。